中国缺乏的是逻辑启蒙

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就说中国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会被搞得一团糟。逻辑的混乱令人骇然。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指老上访户“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样的言论是骇人听闻的,包括鄢烈山、杨恒均等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清晰的批评,包括在网上很多发言都指责这是一种迎合某种权势意图的投机行为,是学术品德的问题。但在我们看来,把这个问题道德化,远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孙东东教授这次荒唐的言论,并不同于以往一些被媒体意外披露或者曝光的失言,如果他是公开说一套,私下说一套,那可以很简单地判断他是品德有问题。而这次孙教授是有选择地和媒体接触,主动地表达观点。如果他是为了投机,他完全可以在幕后策划,而不跳出来公开发表言论成为众矢之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就是这样,而且就该这样,孙教授不是为了讨好谁迎合谁,而是他思考的结果———就是要把那些老上访户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说一个人品德不好是最简单的,要搞清楚为什么一个北大的教授会有这样的大脑运转结果,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这次孙东东教授的言论,真正激起我深深的忧虑的,不是普遍被讨论的他个人的品格,因为那只是个人问题。我忧虑的是他作为一个名牌学府法学院的教授,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而这种能力,不仅是做一个有分辨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基础,也是从事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我不敢怀疑孙教授的知识水平,他一定读过很多的书,写过不少的书,才成为教授。但他自信地说出逻辑水平如此低的话,体现了他先天不足。我见过比他更离谱的教授,有一个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这些人逻辑的混乱让我觉得骇然,而相信类似孙教授这样的言论不是孤立的现象。

我相信问题的根子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学术规范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强调背诵和考试,甚至重复和抄袭堆砌的出版,却不强调思考能力和严谨的创新。我们轻易地,实用导向地引进理论,引进主义,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这些理论和主义背后的思想方法,那就逻辑(logic),那就是推理(reasoning),那就是理性(ration)。 这种知道一堆名人名言就以为自己有了思想的态度,就像一个人能把《相对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背诵下来,就觉得自己可以被称作物理学家一样。正是因为缺少深刻的思维方法的熏陶,我们的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才会不自知地说出逻辑完全混乱的话。

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是当年的殷海光,殷先生在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的反省中,痛苦地发现一个事实,他认为自己是“五四之子”,从五四开始,中国就有对民主和科学很时髦的讨论,谁都挂在口边,可为什么真正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却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为什么台湾有很多美国书籍介绍民主和自由,很多小孩都会背诵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国民党都支持他们办《自由中国》,但是台湾却依然没有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最后他领会到,思想的引进并不是能背诵一整套言论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认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结论“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海光先生为此终生以传播逻辑学为己任。

传播先进的理论是好的,这并不是很困难,把这些引入中国,可以称作是可贵的思想启蒙。但启蒙不应该止于此,更深入的启蒙,我把它称作逻辑启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本能,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智者,自己能鉴别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构建自己的认识,不被情绪和冲动所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而操纵。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先生、台大的殷海光先生这样的先驱,他们毕生奋斗,把逻辑训练引入中国教育,育成一代英才,哲人其萎,风范犹在。在台湾、在香港,逻辑学已是各种专业的必修课,更不要说在欧美考研究生,比如GRE和GMAT主要考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是可以背诵的,而逻辑能力是最主要的一类考题,因为有了逻辑能力,人们才能识别知识乃至创造知识。

而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中依然没有普及逻辑学的教育。希望孙东东的言论,不是光引发出对个人道德的一番口诛笔伐,而更能够敲响我们教育的警钟,如果这样不断让缺乏逻辑思维的老师教育出更加缺乏逻辑思维的学生,并且用这样缺乏逻辑思维的教学体系,在不断培养和选拔人才,那么学术的前途忧矣,中国的前途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