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教育”高烧何时退去

 存在于正规学校教育之外，针对学校课程和在校学生的课外辅导——“影子教育”，目前在国内大中城市已呈现出过热趋势。

 闫娟娟一早就把儿子小戴送进了英语补习教室，随后的两个小时她坐在教室外的长椅上看手机新闻等孩子下课。

小戴上小学三年级，寒假期间闫娟娟为他报了英语、奥数、作文3个课外辅导班，每周上课10个小时。“每节课价格在100元至200元不等，这样算下来每年的花费都要五六万元。”面对记者的提问，闫娟娟显得很无奈。她并不知道，这正是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影子教育”。

“‘影子教育’存在于正规学校教育之外，说白了就是课外辅导。这是针对学校课程和在校学生的，具有一定规模、在一定场所、有着特定工作人员组织的辅导机构开展的一种教育活动。”中国家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洪明坦言，目前国内大中城市的“影子教育”，已经呈现出过热趋势。

“减负”下的快速扩张

“家长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为孩子报辅导班！”

今年寒假，闫娟娟为小戴报辅导班时，几个比较有口碑的班都显示名额已满。她经过反复斟酌选择了北京朝阳区金泰大厦的学而思，这个地方汇集了近10家左右的教育培训机构。按照她的提示，记者又陆续在北京朝阳区的凯德MALL、爱琴海、六佰本以及海淀区的世纪金源等商圈随机走访，发现每个成熟的商业场所，都聚集了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教育培训机构。每到周末，陪伴孩子上课的一众家长形成商场里的固定客流，间接促进了各个卖场零售和餐饮业的消费。

这仅仅是北京一座城市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影子教育”机构已超过22万个，市场规模正在快速膨胀。中国教育学会近日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课外辅导教育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达到700万至850万人。8000亿元的市场规模——这个远超2015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的数额，着实让人吃惊！

需要提示的是，“影子教育”的快速发展，是在国家要求中小学生“减负提质”大背景下实现的。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提倡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升中小学生教育质量。但在社会竞争和升学的双重压力下，中小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减负，反而是把从学校减下来的负担转移到了校外。这种负担催生出了学生和家长需求，并使得“影子教育”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迅速扩张。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念鲁介绍说，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总体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这一数据达到了70%。考虑到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我国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将稳定在2亿人左右，构成了“影子教育”庞大的潜在用户群体。

“不出意外的话，中小学生课外培训市场确实会继续扩大，但这种需求已经出现了非理性苗头。‘影子教育’只能作为正规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一哄而上。”洪明说。

监管缺位问题丛生

对“影子教育”的投入，占去了闫娟娟家庭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尝到甜头：小戴三年级上学期参加过的几项比赛，还没有拿到像样的成绩。孩子虽然在各学科都取得了不小进步，但离家长的期待依然有距离。

闫娟娟不止一次在心里盘算，这样大的投入是否有效、是否值得？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中小学生在“影子教育”学习中已经出现“抢跑”现象，课外辅导班不仅是对已学过知识的重复，而且还提前学习新课程，学生在提前学习后有利于其在新学期的课堂上更有效地理解知识点，但有的学生因此而失去了好奇心而在课堂上不能集中注意力，反而使得学习效率低下，这不仅浪费了学生的大量宝贵时间和家长的财力，更让学生产生对课外辅导的依赖。

除教学内容外，教学质量也缺乏有效监管。许多以营利为主的“影子教育”机构的教学服务质量不容乐观。由于我国相关部门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制度，其教学质量只有通过家长的主观感受去判断。

走访各家教育机构报名咨询处，记者看到墙上贴着各种证明其影响力的证书，却很少见到相关办学资质证明。在对这些机构的老师采访中，老师们对办学许可资质的回答也不置可否。当记者提出看看相应办学资质备案手续时，大部分被委婉拒绝。

门槛过低，让“影子教育”市场出现“小蚂蚁”抢食“大蛋糕”的现象。排在教育辅导机构前三名的好未来、新东方和学大教育，市场占有率加起来只有1%至2%左右，8000亿元的市场绝大部分被一些中小型机构占去。其中，不乏一些违规经营的培训机构，弄虚作假、乱收费、卷款倒闭等现象时有发生，扰乱了市场秩序。

中国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表示，“影子教育”的发展得益于教育文化消费需求的日益旺盛，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由于管理部门分散、准入门槛较低和过度市场化等原因，使得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干扰了我国义务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实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政策实施，亟待进一步引导和规范。

“退烧药”施向“供给侧”

“‘高烧’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供给侧，也就是教育提供方，要想‘退烧’，需要从供给侧下手。一方面，需要不断通过建设提高辅导机构的教育层次，另一方面要在行业管理中通过建立专业规范，不断提高教育服务水平。”洪明建议道。

邓希泉同意洪明的观点，他认为“影子教育”发展的重心应逐渐从规模的扩张转向提供优质教育培训服务的内涵发展轨道上来，并提炼出实施教育供给侧改革的4个关键词：立法、标准、监管、创新。

立法，就是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针对相关法律缺失现状，全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专设相关内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这对“影子教育”来说是重大利好，一些教育机构的上市障碍也被扫清了。这对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善莫大焉。

标准，是抓紧制定“影子教育”的各方面专业标准及评价标准，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专业标准及认证考评体系。这部分工作由行业协会来完成。

监管，则是要提高准入门槛。以教育部门为主，联合工商、民政等部门，形成有效合作机制，实现资质条件的审核和日常监管。一些关键环节要积极引入第三方托管，保证课外辅导市场的健康有序。

创新，则是充分发挥“影子教育”灵活、多元化的授课方式，满足不同公众个性化教育需求。并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创新教育手段，促进“影子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