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国考时,回忆我唯一参加的一次国考,日子过去了6年。6年前,国考竞争之激烈已经白热化。当然,我参加国考抱有“打酱油”的心态,纯粹是为了丰富经历。当时我正在一家媒体的评论部实习,恰好当期版面的主题是国考,我顺便把我参加考试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
如今,国考依旧大热。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自然是分析“国考热”的基本背景。不少毕业生把国考当成一个选择的机会,并没有非公务员不干的强烈意愿。
就业形势严峻还不足以解释国考热,它还跟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官本位思想密切相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学而优则仕”,这些广为流传的俗语都证明了中国社会对于“入仕”的格外青睐;反过来,为官在现实中可以获得的各种好处,也捍卫着这一文化传统。
不过,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热衷做官的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是那些将公务员编制视为“终身保障”的人。我的一个同事在几年前参加国考,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省税务局的岗位,继续从事记者工作。他的放弃举动,顿时成为小圈子内的一个新闻。这里不谈论放弃是否正确,仅从他的放弃变成新闻看,就可以一窥人们的心理状态。
聘任制公务员早已在很多地方试点;公务员一旦违纪被“双开”,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动摇整个社会对编制的坚定认同。正如前面提到的,很多人“死磕”国考和省考,一心要进入体制,并不是认识不到其他工作的优势,而是认为只有编制才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相比这种不可名状的安全感,其他职业的高收入、成就感,均变成朵朵浮云。
非公务员不当的人是少数,看重编制的人却不在少数。可以说,哪里市场经济越弱势,哪里对公务员编制的追求就越疯狂。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缺乏一种活着的安全感。国人的焦虑本身非常有特点:在求学上,极度追求考试分数;对婚姻,非常看重对方当下的条件;在求职时,则对稳定的公务员岗位格外青睐。这些行为偏好共同的特征是“严进宽出”。
何谓“严进宽出”?即被好大学录取很难,从好大学毕业却容易许多;找个金龟婿很难,婚姻的质量依旧不被一些人看重;考公务员很难,但考上之后被开除的几率很小。所以,高考、相亲和国考,背后隐藏的都是追求一劳永逸的思维方式。似乎只要“考上了”,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国社会是如此看重“结果”,又总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用一次惊天动地的成功换取人生的一劳永逸。这样的社会,注定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状态。有人获得了“零和游戏”中胜利的狂喜,但紧接着又必须要面对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一直品尝着失败的苦楚,却处心积虑、卧薪尝胆,一有机会,立马纵身腾起,想要扭转乾坤。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本质上,这场游戏中的玩家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对自己的不自信、对外在体制的依恋,使得参与者不愿捕获一种动态的、积极的安全感,而是固守着一种静态的、被动的安全感。体制提供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安全感,国考的外衣上也恰恰镶嵌着“一劳永逸”的徽章。正是这枚徽章,促使着无数毕业生蜂拥报考、循环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