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线教育的机遇： 教育和技术并肩作战

​在美国，教育技术分工很细，比如我们的技术支持部门分老师支持和学生支持。支持老师的不支持学生，支持学生的不支持老师。教育技术部门，负责教学软件的识别、挑选、采购。我的部门负责课程设计和教师培训，此外还有专门的媒体制作部门。由于技术的整合越来越繁杂，不同平台需要衔接，有些高校甚至有专门从事不同技术整合的人员。由于分工细，各管各的一摊事，中间必然有摩擦和缝隙，但这都比不过老师和支持系统间的恩怨情仇。

美国的职业平等意识比较强，清洁工都受到老师和学生拥戴，谈不上歧视，我想关键还是思维的差异。例如张良老师称，“技术的脑袋里就像有无数框图，框加连接线才完整，且连接线代表的路径比框重要，路径就是选择逻辑，所以重要的是线、线、线…而教育人脑袋里往往只有框、框、框… 一个个独立的概念和需求。”换言之，教育技术人员在方法上广博，并不重视内容的“框”。不管是设计数学课程，还是设计英国戏剧课程，我们认为都应遵循特定的学习规律。比如得把教学内容和学生已知内容合理关联，都得告知学生教学目标，都得创造机会让学生消化学习内容，都得提供反馈…所有这些，无论教学是什么内容，都是必须去做的。

“魔鬼在细节里”，如何做这些，则体现出内容专家的长处来。比如消化学习内容，数学老师可能是让解题，历史老师可能让写文章。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之间的冲突，往往就在这里，技术人员觉得自己可以无视内容的千差万别，而只视其为面目模糊的框框。这姿态是可以让老师勃然大怒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教希腊罗马神话的老师，让我帮助做一个网络测试，他有19个配对的题目，我说这19个，如果是总分10分，我没法整除啊?“您能不能加一题，变成20题?”这样的话，答对一个0.5分。那位老师正色说：“我不能因为你们这些愚蠢的技术，而改变我内容的设置。”其实是不是不能变成20题?难道希腊神话里就只容得下19个术语?我是怀疑的，但我绝对不会强求，和老师建立关系更为重要。人总会和自己熟悉、信任的人合作。

但是我把19题改成20题的思路，是不是削足适履，用技术去捣乱内容呢?不是。从教学设计的角度考虑，如果每题0.5分，或者1分，非常容易帮助学生计算自己的成绩，在减少不必要的困难, 增加学习激励这些方面，对他的教学有好处。他坚持19题，每题就变成了没法整除的0.526315分，后面学生问起来他自己也得拿计算器出来算，还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在教学互动上的精力。我们是从学习效率、心理激励、时间利用、界面设计等角度在考虑问题。教育技术人员的一些用心，最终是帮助老师自己的。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技术支持的职工、与教师之间的文化对立就不会尖锐。

对立的另外一种原因，是个人的虚荣。有时候教计算机科学的人，遇到课程设计的事，很少找我们。觉得自己是领域内的行家，找一个学教育的人来问是不是很没面子。事实上现在的教育技术，越来越傻瓜化，对技术深度开发要求不高，但是需要在教育设计上下更大的功夫，而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员的长项所在。

技术和教育同床异梦的另外一大原因，是技术负载了太多的希望。不少学校的硬件都在大干快上，智能教室可能比发达国家还漂亮，学生也可能都发了平板电脑。大家指望技术更新了，教学也随之更新。但技术的整合是一个系统内牵一发动全身的过程。技术工具介入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学习活动的安排，测评的方式，都需要相应调整和优化，不然是旧瓶装新酒。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生态发展的视角去看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更新更强的技术。

中国在线教育的大好机遇正是因为：我们是后来者，尚不存在美国校园中积重难返的文化对立。我们还有机会，让双方互相赏识各自的专才。我们要绕开技术和教学谁主导谁，是车拉马，还是马拉车这种在美国教育界存在了多年的无谓辩论。

要想减少教育和技术的摩擦和对立，中国教育界的另外一个机遇，是积极发展教育技术和教育设计学科，让它自身得到尊重，让从业人员，能够成为和各个学院平起平坐的专家。培养成一个梯队，让其掌握技术和教学衔接的本领。他们要比内容专家更懂技术，又比技术人员更懂得学术，大家能在深层次展开思维交流，并把彼此的长处激发出来，或是让其有新的发挥空间。这样大家才会发自内心地彼此尊重和配合。

为此，也得在岗位设置上动些脑筋，比如不要把教学设计专家，放在技术支持下面，使之角色萎缩为电教室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帮你处理技术故障的电教员 —— (他们的角色也重要，这里姑且不论)。更好的组织设计，是让其在分管教学的领导下面，这样他们和老师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