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中国应试文化症结在哪？

近些年，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都是过关斩将，在高中阶段他们要么是上国际学校，要么是在重点高中的国际班，或是经各种教育机构的培训，托福(课程)、SAT、ACT，各种考试，申请文书、申请程序中要求的各种材料，一应俱全，这些学生貌似与美国高中生一样都达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要求。然而，进了大学问题显现出来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课堂上“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大学课堂上开放式的讨论让他们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有人因考试作弊和论文作业抄袭而被学校开除甚至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些留学生在遭遇美国课堂文化和教育模式时暴露出的问题，其根源还得从我们自身的教育中去寻找，这包括学校、家长和学生本身多方面因素。

不久前BBC制作的中国老师在英国高中进行实验教学的纪录片轰动一时，英国人拿它做一面镜子来反思他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人看了觉得我们也需要一面这样的镜子，就是说当原汁原味的英美教学模式用在中国的课堂上，会暴露哪些问题，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现在，真的有了这样一面镜子。十月底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当美国教育方法遇到中国应试制度”，是一个美国老师写的关于他在中国高中教学的经历和感受。这位叫大卫·梅茨的老师被美国加州洛杉矶一所高中派到舟山的高中，在这个高中课程联合教育项目(High School Course Joint Educational Project)里他被要求用他在美国学校的授课方式进行教学。看上去这是一个与BBC纪录片很相似的教学实验，不过这位梅茨老师在中国教了两年，所以他的个人感受更真实更全面些。一个外来者眼中看到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早已习以为常，不过那也许正是中西教育的冲突点。

一、 对标准化考试的不同态度

梅茨老师在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时满腔热情地描述了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希望学生需要在学习方面更有自主性，提到学生们的参与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可是在场的家长们似乎并不买他的帐，有家长问梅茨老师学生们会不会在托福考试中取得高分，三年后能不能被国外的好大学录取。

当下国内的风气，学校和学生的家长最看重的是结果，高考(精品课)也罢留学(课程)也罢，教学的效果以最后的考试成绩和录取结果来衡量。于是，为高考高三整年可以不学新的内容，每一天在复习与考试中度过，为出国不停地刷SAT真题。学生的眼里只有各种考题和答案，求知的过程变得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在美国，强调的是学习的过程重于结果，所以SAT、ACT、AP等标准化考试在学校里不会被强化。即使有补习班也是课外的，在学校里老师们不会占用课堂时间去专门讲考试技巧，也不会给学生留复习题来应对考试。

美国学生对考试不紧张，对成绩不斤斤计较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大学录取不像国内那样有统一的“一本二本”分数线，而是各个大学自行制定标准。其实远方还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好大学公布过所谓的录取分数线，因为在好大学的录取条件中，这些考试成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如高中四年积累的成绩、申请论文、课外活动、获奖、义工等等在考试成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有时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顶级名校的录取中，考试成绩占的比重有越来越低的趋势。每一年，都有很多SAT2400分和ACT36分的学霸被顶尖常春藤拒之门外。坊间甚至有一种说法，大藤名校不喜欢满分的学生，因为他们给人的印象太书呆子气了。

正是中美两国对待标准化考试的不同态度，导致中国家长对梅茨老师在讲述教学计划时“忘了”强调预期的考试结果而不满，而梅茨老师也被中国家长直白的要求惊呆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侧重最终结果，美国则关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

二、 课堂教学是以老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美国课堂文化特别讲究以学生为中心，梅茨老师自然想在自己的中国学校课堂上展示“学生中心”教学法，可是有家长质疑他：这种“自主学习”是否只是美国老师偷懒不上课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中国学校管理层也不能接受。

在旁听了梅茨老师的课后，学校领导直言不讳地说：“你的课并不成功。”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单独讨论效率太低，要充分利用课堂教课时间，在黑板上用红笔标注课堂难点。而且校方对梅茨老师让学生挪动桌椅，分角色进行场景表演的教学方法很不感冒，认为那是浪费时间。

我们习惯了的好老师是这样的，把每一个课程中的知识点讲得明明白白的，重要内容清清楚楚写在黑板或白板上，好学生是吃透老师讲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好笔记。就好比老师把加工成流食的食物直接用勺子喂到学生嘴里，学生直接消化就行了。老师讲的内容是为了考试，考试后老师总结考试的难点，为了是下一次考试学生成绩能够提高，这样一步步老师带着学生走向最终的目标：高考。 于是梅茨老师在课堂上做的任何没有与考试直接相关的环节都被学校和家长视为浪费时间，甚至是偷懒。

事实上，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美式课堂上，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是，老师并不轻松。

记得我最开始在美国学校当中文老师的时候，教学负责人每次听课后都会给我一堆意见，我总是被提醒：老师要少说，学生要多说多练，老师要做教练，少说话，在旁边负责指导，而不能一言堂。

“老师少说”，可不等于老师的工作量减少，相反，老师要费尽脑汁想出各种练习、活动让学生来做。在学生分组练习时老师要在学生中间不停巡视观察，答疑纠正。在学生讨论和辩论时老师要给出有指导意义的点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变成了学习的主体，老师则变成了在旁指导的“教练”。

“学生中心”课堂教学的精髓在于，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寻找知识，并学会运用知识。这个过程中所调动出的学习主动性、探索精神和批评性的思维方式对学生一生的意义远远大于那些知识点。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中长大的美国学生进入大学后在以讨论为主的开放式的课堂上如鱼得水；相反，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则表现得“过于安静”。有留学生反映，在中国学生占绝大多数的课上，因为没有人提问题和回答问题，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令美国教授非常不满，讲课时很没情绪。

三、 对考试结果的极端追求让学生把作弊抄袭当常态

梅茨老师很快领教了盛行于中国学生当中的抄袭作弊之风，在感到自己无力制止时，他求助于校领导，他写道：“我需要一些支持。在课间休息期间，我告诉了校长刚才发生的事情。她尽职尽责地向这些犯错的女孩及整个班级说明我的英语课的不同之处。‘梅茨(Metz)老师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美国课堂。我告诉你们，美国课堂不允许作弊。’”

“美国课堂不允许作弊”，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教育管理者面对时弊的无奈。曾几何时，作弊和抄袭是作为一个人道德层面的缺失的明证。而在大家都从“恶”如流的今天，坚守诚信不抄袭的学生感觉到的不是荣誉感，而是对自身付出努力的怀疑和渐渐失去的对抗现实的勇气。

“别人都作弊抄袭，我不这么做就亏了”，则成了很多人心安理得的借口 刚刚结束的SAT考试再爆大规模泄题和作弊消息，近两年，在各种留学的标准化考试中因为作弊中国考生的成绩被大面积取消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一方面这严重损害了整个留学生群体在各个国家的声誉，另一方面在一些机构的“指导”和家长的默许下，越来越多的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作弊的大军。

现在有很多质疑SAT主办者的声音，认为主办方用使用过的整套考题是造成大面积泄题和作弊的原因之一。殊不知，SAT在美国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就是这样操作的。在美国，学生考试之前是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的。考试后学生不可以把考题告诉他人，任课的高中老师也不可以向学生询问考试内容。

不仅是这些考试，在美国中小学每年都有各种全州的统一考试，这些考试的内容是一样的，可是各个学区可以自行决定考试时间。比如一个全州统考，各个学区可以选择在两周之内的任何时间进行。为什么美国人敢这样做？因为一方面他们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学区工作人员不得查看考题，任何人复制考题都是违法和不道德的”还有相关的惩罚措施，学生会被撤销成绩，教职人员会被开除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从学生到老师都在严格地执行。所以即使相邻学区在不同的时间用相同的试卷，也不会“互通有无”，考出来的依旧是各个学校真实的成绩。

记得一次在我中文课的考试中，同时监考的美国老师发现一个女生事先把几个中文单词写在手心里，当即告诉我：“这次成绩请按照校规给她零分。”这就是美国的考试文化，对作弊行为零容忍。

美国的大学考试也是延续这样的考试文化，有些大学甚至实行开卷考试，但是规定学生必须诚实地独立完成考试，还有的考试规定老师不能留在考试的教室内，这样的考试能够实行，是因为大家都共同遵守诚信原则。

若说SAT在中国考区的考试形式照搬美国，没有顺应中国的考试文化而做调整来应对，那么中国学生到了美国也因不适应美国的考试文化而跌倒，因为考试作弊和学术抄袭而被美国大学开除的已经屡见不鲜。

梅茨老师在中国高中的经历不是孤立的，近些年为了适应出国热，各个学校和教育机构纷纷聘请外教。然而他们看重的不是外教带来的不同的教育理念，而是希望通过外教让学生的成绩更快地提高到美国大学要求的标准，增加申请美国大学的胜算，有的外教甚至已经被“修理”成了“内教”，成为考试文化的帮手。

在梅茨老师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从小处看带来的危害是让应试制度下出来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从大处着眼，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是教育改革的热点难点，该引起各界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