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学校，未来在线教育主战场?

　　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和课堂体系，已不适应信息时代。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国家，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都是最受关注的话题。
　　人们愿意为更优质更个性化的教育支付费用，而技术的进步又给教育的重塑提供了多种可能。
　　传统体制内的学校正在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课堂进行改造和探索。
　　大大小小的在线教育项目也如雨后春笋，让家长和学生眼花缭乱，教育领域已成为创业与投资的热土。
　　在这里，我们希望为你展示最前沿的教育创新案例和最独到的观点，为关注教育创新的的学校、家长、教育创业与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内容，我们愿意成为沟通各方的平台，和推动教育创新的“第三力量”!
　　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一起前行，两周一见。
　　本期聚焦在线教育的体制内创新，是为开篇。
　　“这不再是柏拉图或我祖父母那个时代的星球了，事实上，现在，这是你学习的星球。”美国人柯蒂斯·J·邦克在他那本著名的《世界是开放的：网络技术如何变革教育》中这样写道。
　　毋庸置疑，网络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传统教育的形态。这一点，你从那个名叫萨尔曼·可汗的孟加拉裔美国人所创造的教育奇迹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变革大潮的裹挟下，中国的学校也开始纷纷触网，或深或浅涉足在线教育领域，微课程、翻转课堂、在线练习等名词一时间成为老师校长口中的“热词”。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都被民众视作是拒斥变革的堡垒。这些学校年复一年地运转着一架日趋高效的考试机器，孩子在里面苦不堪言，丧失了学习知识的乐趣。
　　在线教育能不能给中国教育带来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国的体制内学校又该如何应对这场变革的大潮?
　　学习的革命
　　清华附中，中国最顶尖的一所中学，2014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的诞生地，开始试水在线教育。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学校一名高中物理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采用了最新的在线教育技术，播放微视频、布置在线练习，尝试翻转课堂教学。
　　校长王殿军说这门课“挺受学生们欢迎的”，学校里另外几位年轻老师也在做，不过还停留在用新技术上几节课的层面，“我们想让老师们先感受一下”。
　　20公里之外，北京石景山区的一所普通小学里，孩子们人手一部平板电脑在上英语课，电脑中储存着上课所需的各种学习资料、阅读工具、测试题库。平板电脑有个形象的称呼，叫“电子书包”。北京已在海淀、东城、大兴等几个区分别设立试点学校推行电子书包，试点学校校内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
　　“教委将全力推进教材数字开发资源的试验，完成京版纸质教材的电子化开发，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整册教材的高端电子化开发。”北京教科院的专家透露。
　　政府在一份名为《北京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文件中明确宣称，北京中小学将在未来逐步建立数字化校园，数字化教学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离开北京，向西1500公里，甘肃武威凉州区四坝乡九年制学校，一所典型的西部农村校，那里的孩子手里也拿着一款8英寸、基于Android4.0 的定制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搭载了一个名为“阳光课堂”的全科目学习平台，包含教学视频、习题、图片和文本资料，学生可以自主学习，也支持教师把在教学后台编辑的教材放在上面使用。
　　无论是清华附中这样的“牛校”，还是甘肃四坝乡的村小，信息技术的大潮都在影响乃至改变着当地的教育生态。
　　“在线教育作为远程教育第三代形态，已成为近年来国际教育变革的主力。”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技术系主任尚俊杰说。
　　决策层对此也有共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明确表示，未来中国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加快教育信息化硬件、软件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在教育这个领域中，一场革命正静悄悄地发生。”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北京市十一学校，熟悉中国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以“选课走班制”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改革。
　　改革的主事者、校长李希贵说，“我们正在做的尝试，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采取选课走班制，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力争打破现有的教育模式。”
　　然而，很少人知道，北京市十一学校在进行教育模式改革的同时，也把在线教育的尝试“嵌入”其中。
　　学校开设了一门《文言文基础阅读》的选修课，专门配置了电脑车，上课时推进教室，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或平板电脑。
　　据开设这门课的教师介绍，文言文阅读的难点在于字词，对于同一篇文章，学生掌握的情况差异很大。老师先根据学习要求，建立字词题库，教师机与平板电脑无线链接;学生在开课前进行“起点监测”，教师再针对个别学生对于文言文字词的掌握情况，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李希贵把学校的这种尝试，视作是实现“个别化教育”的最佳途径，教师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起点，进行“因材施教”。
　　长久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被绑架在高考这架战车上，普遍存在学校“千校一面”、学生“千人一面”的问题，大多数学校都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尽管2004年实施了新一轮课改，但从改革成效看，仍然是在传统教育模式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并没有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育途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另一方面，肇始于近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学校体系本身也制约了个性化教育的开展。
　　在现行的学校体系中，学生是按照班级划分，统一老师、统一课本、统一教法，这种标准化的教学体系，可以保证大多数学生接受到合格的教育。
　　“我们老师一般都按班里中间水平学生的接受能力组织教学，因为这部分学生是大头，”一位有着十余年任课经验的高中数学老师说，“当然这样也有问题，尖子生吃不饱，后进生跟不上，有的时候背着抱着都赶不上。”
　　在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看来，人天生的学习习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在现行的学校制度体系里是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
　　对于这些常年在基础教育领域耕耘的教育者而言，在线教育最大的一个好处，是给“因材施教”的“个别化教育”提供了某种可能。通过在线教育的技术手段，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学习节奏乃至学习内容，把教育的选择性还给学生，激发他们的主动性。
　　“对在线教育、翻转课堂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最积极的一面，是它锻炼了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们学会选择，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王殿军说。
　　一场漫长的变革
　　对于近两年国内在线教育蓬勃发展的热潮，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刘开朝显得挺冷静，因为在十多年前，他见过类似的场景。
　　那还是2000年左右，国内兴起了一阵开办网校的风潮，用刘开朝的话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那个时候，每天早晨你起来后，查一下有关网上的新闻，大概得有十家、二十家的网校成立，全国各地估计办了好几百家。”
　　没过半年，这些雨后春笋的“嫩芽”都不见了。网校因各种原因纷纷倒闭，维持至今的不过101网校、北京四中网校、黄冈中学网校、人大附中网校等少数几家。刘开朝所在的北京四中网校是那一轮热潮过后少数的幸存者之一，成立于2001年，目前已发展成中国远程基础教育的知名品牌，在全国各地拥有了240多家分支机构。
　　回顾自己这十几年来办网校的历程，刘开朝觉得有个核心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他：网络学校是做教育，还是做教辅?
　　“原则上说，目前的网校仍然是处于一个教辅的地位，它所能够起的作用还是为孩子的学习起到一个辅助性的指导，远远没有到去反逼学校进行教育改革、输送优质教育资源这样一个水平。”刘开朝坦言。
　　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技术系主任尚俊杰也有类似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在线教育并没有触及到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
　　而传统学校在推行在线教育时，还面临着诸如资金有限、技术匮乏这样的现实问题。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近期想成立一个“慕课联盟”，跟全国的优质中学联手制作、推广慕课。之所以要联合其他中学，一方面有更好利用各校名师资源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有“摊薄成本”的考虑。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在线教育机构录制一门慕课的成本，有的已攀升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如果把电子书包、翻转课堂视作是在线教育1.0版的话，研究者认为未来在线教育的2.0版或将更加倚赖于对学习者学习数据的挖掘。
　　全球知名的在线教育发展前瞻性研究《地平线报告2014》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
　　“基于数据学习与评价的兴起，将新来源的数据用于个性化学习体验和绩效评价的做法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报告》编撰者称。
　　显然，在线教育领域孕育着非常多的可能，与其把它称之为中国教育的“静悄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变革”来的更为恰切。